所谓的共产主义和纳粹主义有着极其相似的地方，看看纪录片《苏联往事》就知道了。真恐怖。。。。。

我好像也是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患者了！怎么办？

所谓监听,也是造谣.真正的原因,可能是抓了温总妻子的下人,温总暴怒.

不搞阴谋诡计就不怕监听。

Anonymous

27 April 2012 - 1:19am
reply
没有共产党才有新中国！
Anonymous

27 April 2012 - 2:33pm
reply
无论是否有共产党，只要缺乏民主法治，中国就没有希望。
Anonymous

27 April 2012 - 2:00pm
reply
没有共产党就像过去没有国民党，天不会塌下来，没有共产党，中国会更富强！
Anonymous

27 April 2012 - 8:26am
reply
没有民主法治就没有新中国。
Anonymous

27 April 2012 - 6:36am
reply
这种共产党式的语言不符合民主精神。不解释，自己理解。

很害怕自己也是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患者。

中国政治体制必须改革，这中国的希望，否则政治局成员家属或他们本人杀人的事件还得存在，你就相信，其他政治局成员没有？！这叫权利之争，什么共产主义!什么资本主义，那都是胡扯，对别人是马列主义，对自己就要玩弄权术，打着红旗反红旗，关键时刻甚至杀人，从薄熙来到中南海，我们谁也不敢相信谁，因为这是政治体制的毛病，我们不要三讲，不要什么科学观，不要中国特色社会，因为他们的口号是骗人的，一点用处也没有。希望新中国的诞生。

所谓政治就是一场假面舞会，面具之后都有一张不同的真实的脸。

没有新中国就没有共产党

中国政治体制必须改革，这中国的希望，否则政治局成员家属或他们本人杀人的事件还得存在，你就相信，其他政治局成员没有？！这叫权利之争，什么共产主义!什么资本主义，那都是胡扯，对别人是马列主义，对自己就要玩弄权术，打着红旗反红旗，关键时刻甚至杀人，从薄熙来到中南海，我们谁也不敢相信谁，因为这是政治体制的毛病，我们不要三讲，不要什么科学观，不要中国特色社会，因为他们的口号是骗人的，一点用处也没有。希望新中国的诞生。

我感觉荷兰在线在薄问题上唯一和党中央保持一致的。

不管怎么改革，制度不改永远这样

被专制政权绑架的贫困饥饿的民众因官府扔给一块骨头而谢恩官府是典型的斯德哥尔摩综合征，挺薄的市民患上了此症。

　　1973年8月23日，瑞典斯德哥尔摩一家银行突然闯进两个全副武装的劫匪，一边狂扫乱射一边高喊Party（晚会）开始了。几位女职员被劫匪关到地下室。6天后，警察终于靠近了她们，但这几位女职员却拒绝营救，还声言警方可能加害于她们。为什么？几天后，随着人质的获救，原因也弄清了：

　　在这段时间里，劫匪除了威胁她们外，还让她们深信：她们随时都可能被枪毙。但在这种最极端的情形下，劫匪并没有伤害她们，也没开枪，还给她们水和食物，结果令这些女职员心存感激，以致反而担心起外界的营救会坏事。所以她们被营救出来后，人们根本听不到她们对劫匪的控诉，相反的，一位女士说：他们两个根本就不是坏人，我已经和其中一个订了婚。还有一位女士忙着在国际间筹款，为一个劫匪建立辩护基金。被劫持者居然认同劫持者，还为劫持者鸣冤叫屈、提供帮助，一时间令全世界舆论瞠目结舌。之后，一种被确认了的社会心理疾患就被称作斯德哥尔摩综合症。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原来，这是人的求生欲和自保意识在生命受到极端威胁时的一种本能反应。问题在于，一般人都有求生欲和自保意识，但却未必会患上斯德哥尔摩综合症。也就是说，一个人罹患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症，还需一定的条件：

　　第一，有某种力量能使你切实感受到一种无可逃避的恐怖和紧张，你的身家性命随时都可倾覆；而在何时何处倾覆，或者是不是一定倾覆，则取决于这个施力的人。

　　第二，这个施力者会施予你各种小恩小惠，特别是在你已经绝望的情况下，让你感恩戴德。

　　第三，他能将你与外界的交流完全隔绝，你所能得到的信息和思想，都是他所能控制、经他挑选后所给予你的，简言之，你被他导向。

　　第四，他会让你随时随刻都感到，除了顺从他、听他摆布、任他宰割，你无处可藏、无路可逃。

　　这四个条件一旦具备，就形成了一个框架，你一旦置身其中，就会罹患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很显然，这个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必有一个制造者。这个制造者可以是镇关西牛二，也可是一个两个绑匪，当然也可是一个团伙或一个组织，甚至是一架国家机器。同样，作为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罹患者，可以是一个两个人，也可是一群人、一个族群、一个民族乃至整个国家。

　　众口铄金。想当年，在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岁月里，每隔几年就必须斗一次；于是，夫妻反目，父子为敌，母女成仇，师生操戈，童叟相欺，老幼互恶，妇孺陌路，同事揭批，邻里告发，上下争宠，忽东悠西……于是，千百万人上亿人几亿人就都成了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患者。

　　更可怕也更可悲的是由此孳生出来的一种无悔论和母子论———正是在这种天子父母官文化的历史必然性名义下，一次次忤逆人性的大迫害大屠杀大清洗，一桩桩骇人听闻的罪行和暴力，一幕幕肮脏阴暗的交易和欺骗，一场场铁血与电火的洗礼，一出出倒行逆施的指鹿为马和黑色闹剧，可以一而再再而三，周而复始，从而，一天天病入膏肓的冷漠和麻木，最终使方正道德和良知价值在国人心中根本地丧失了地位。

　　如今，公开的普遍的红色恐怖消褪了，在市场化大潮的裹挟之下，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公开的制造者以及普遍的患者也不多了，但这病症并不那么好医治。一则因为此症的隐蔽制造者和局部患者还不少，二则因为心道的传统还在；且两者又都往往处在关乎众生的关键位置，故极易导致局中人反复的创伤、反复的患病，如此一代一代又一代，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就很难康复。

　　所谓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就有这个意思。

杰弗逊大学综合医学中心精神和行为医学主治医生杨景端博士在哈佛大学燕京礼堂演讲中，分析出人产生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四个条件。

（1）要人质切实相信生命正受到威胁。
（2）施暴的人会给人质施以小恩小惠。
（3）控制人质的信息来源和思想。
（4）让人质感到无路可逃。

这四个条件下，人们就会产生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接着，杨景端博士说道：“那么这个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制造者，既可以是一个绑匪，两个绑匪，也可以是一个组织，当然也可以是一个国家机器。受害者可以是一个人，两个人，三个人，也可以是一群人，整个国家。”我们不难看到，从心理学与精神病理学上来看，这是一种针对个人的现象。然而就以个体为元素的社会心态而言，历史也呈现出一种社会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

杨景端提出的四个条件仍旧是直观的归纳，在我看来，我们本能够走得更远一些，看得更深一些（我在后面将会提出我的意见）。不过，他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具体视角：用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看待社会，甚至检讨历史事件。当然，尤其观照的是专的社会。

在专社会里，统治者与臣民的关系可类比为绑匪与人质的关系，而臣民都将与人质一样，全部是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患者。由此，臣民无疑符合上述的四个形成斯症的条件。不妨我们一一对照：

专社会最常用的统治手段就是暴力，所谓暴。每一个想要与这个专体制作对的臣民都将受到生命的威胁。中国历史上以谋逆罪最大，犯此罪者杀无赦。统治者会反复强调这一点，目的正是“要人质切实相信生命正受到威胁”。

专统治者的一个要求是对臣民进行统治与管理，并从中获得最大利益。他不会让臣民死，而只是要榨取他们，保证自己的持续生存可能。控制人质的绑匪也是这样的心态，手中有人质，就等于握住了生的机会。因此，人质不能死，臣民不能死，要保证他们维持生命的基本物质：食物与水。这就是“施暴的人会给人质施以小恩小惠”。在中国历史上，出现大规模的农民起义的时段，都是专下的“人质”实在被逼到了“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如果能够保证小恩小惠，臣民们都是甘愿做奴隶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患者，他是不会反抗国家“绑匪”的。

第三个条件是封锁信息，这是专社会的一个明显特征，无须分析，我在《历代禁书记》中谈到的统治者禁毁谶纬著作就属于此类。

最后，我们很明显地看到，专社会里的老百姓只有两种选择，即生与死的选择：要么反抗，结果是被国家“绑匪”一枪毙了；要么适应被统治，满足被挟持，由国家“绑匪”培养成患者，培养成顺民。这就是“无路可逃”的境地，别无选择的余地。

从这个粗浅的分析中，我们看到在专社会里能够存活的，都将成为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患者，他们最初惊恐，接着会局部的、微弱的反抗，如果反抗无效，他们倾向于默认与接受自己被挟持、被统治的现状，最终甚至是习惯被挟持，依赖被统治，崇拜这些绑匪与国家“绑匪”。

满清入关时，有著名的“雉法令”：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有多少前朝的遗老、遗少敢于挺身试法，甘愿保住中原的束发习惯，而不愿沦落为“披发左衽”的番夷臣民。然而，200多年过去，时间过渡到近代的辛亥年，命的号角吹响，剃发成为拥护命的一个身体标识。这时，我们看到的是一批批已经身患重症的“人质”，他们留恋这根表示人质身份的辫子，为取消他的人质资格而感到痛心。由此，我们看到，尤其在专的社会体制下，专的当权者作为绑匪的身份出现，而被侵略与奴役的臣民则以人质的角色来希图适应这个新“绑匪”劫持与威胁“人质”的方法。我们不得不说，这首先是心理上、精神上的依赖，是向绑匪靠拢的愿意被驯养状态。

个人是国家的摹本，个人的心理变化会呈现出国家与社会的价值取向；个人的精神状态将组合成国家与社会的集体状态。由此，人质依赖绑匪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病理形成模式也正是顺民服从专统治的一个国家政治摹本。等到这种病症日益严重化，国家与臣民形成了一种管理与被管理的习惯形式，不论这种形式是暴力的还是教化的，是怀柔的还是高压的，总之，习惯已经建立起来，社会秩序会进入平衡状态。

然而，如果绑匪被执法部门制服了，人质被“解救”出来。这种平衡不论从个人的心理上还是此后与人相处上都被打破。这个当年的人质，也就是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患者，具有两种十分明确的行为趋向：或者寻求重新被人沦为人质；或者寻求将别人沦为自己的人质。总之，要重建这种绑匪与人质的相处平衡。引而申之，这个绑匪与人质的关系摹拟到臣民与专统治者关系上，亦即社会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上，如果原有的国家“绑匪”被取代、被倒，那么社会的人质——臣民就实际被解救出来。专的统治模式的社会平衡也同样被打破、被破坏，那么被解放的顺民，作为患社会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顺民，也呈现出两种十分明确的行为趋向：或者寻求重新做顺民的机会，这就是那些前朝遗老们的普遍心态；或者寻求让别人做顺民的可能，这正是陈胜、刘邦、黄巢以及朱元璋等农民起义领袖的典型病理症状。

斯德哥尔摩综合症这一病理学概念对历史学的价值就是，它解释了遗老存在的理由，也很好地解释了近代以来，因循守旧的清朝遗民为何要拼命维护曾经宁愿流血砍头也不要辫子的那根辫子。

就制度与社会而言，杨景端提出的产生斯德哥尔摩社会综合症的条件过于直观化，它只是提出了一种绑匪与人质患者之间关系的简单轮廓，或者说状态，而不能完全解释这种病症产生的原因。我在这里，也无法提出一些深刻的形成原因，一切只是探索。

首先，我认为，斯德哥尔摩综合症不论是在医学范畴，还是在政治学、历史学范畴内，都存在一个生理学上的条件反射原则，即面对外部强大的压力，尤其是死亡威胁，所有生物都会表现出一定程度的服从。这造成的结果是，每一种动物，包括人在内，都有被驯养的可能。基本需求是一个底线，有吃有喝，生命得以延续，面临暴力的强权，只有低头才能获得延续生命的可能，这或许是源于本能反应。就像人类在驯化狗的时候，常常以食物为引诱，辅之以鞭子，让他做什么，他才会做什么。同时，随着这个驯化过程，狗对主人也形成依赖的习惯与情感。表现在人类社会中，专统治者对臣民的驯化，是通过各种暴力的体罚（例如惩戒性机制）、规范化的思想教育（例如儒家五伦等统治思想的渗透）以及适时的小恩小惠（例如封官进爵等笼络人心的奖励机制）而实现的，结果是培养出大量“为绑匪打掩护”的顺民、良民。

只要是动物，就有被驯养的可能。人自然逃不出这个藩篱，这一条是根本的。

再者，人类有一种原始的渴望，那就是对英雄的崇拜。这里的“英雄”，并非单纯说绑匪就是英雄，而是说英雄形象与绑匪之间存在某种关联。人类作为一种动物，其原始本能保留着一种处理问题的极端方法，这也是一个底线，即通过肢体冲突来解决问题，例如争夺食物、争夺配偶等利益。在无礼可讲的情况下，动手成为唯一可行的办法。谁施暴的力量大，谁就成为新的统治者与支配者，“唯兵强马壮耳”，“枪杆子里出政”，说到底这是一个原始的信条。胜者为王，败者为寇。以成败论英雄。手中掌握对人质生杀予夺大权的绑匪就是以胜者的姿态，获得人质潜意识的心灵崇拜与倾慕。这样的形象，通过一些熏染个人英雄主义的影片更得以传播与彰显。在影片中，一个匪徒被构想为英雄，人们可以崇拜他，必然要崇拜他，例如香港电影中的“古惑仔”就是一个将匪徒想象为英雄的典型。这是就个人而言的，在国家领域，专社会里的多数人对专的君王完全是出自本能的倾慕与崇拜。他们是“圣上”，是“主子”，是人们理想的“天子”，是全民偶像。在斯德哥尔摩社会综合症患者心目中，秦始皇、汉武帝、成吉思汗、康熙大帝、拿破仑、蒋介石、***一定都是名列前茅的偶像人物。

一个明显的现象是：在专社会里，如果没有英雄，没有“核心”，人们会感到恐慌，会故意呼吁出一个“核心”，袁世凯的上台就是证明。从这个意义上说，张艺谋定是一个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患者，他通过《英雄》这部影片表达了对秦始皇这个国家“绑匪”的倾慕，并且主观地将当时的六国人全部假想为呼吁统一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患者。其实，他搞错了，七国时代的人还不是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患者，心中没有呼唤“核心”来绑架天下的冲动。秦始皇对天下人的劫持是中国人患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开端。

如果一名恐怖分子用枪顶着你的太阳穴，然后轻柔地对你说：“人的最高权利是生存的权利”，你会不会感到分外恐惧？会不会本能地顺从他？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你将是一个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患者。

上面之说像是倒薄派的口径，不过是宫廷政变，胜者王侯，败者贼罢了

皇帝你都敢监听，该谁监听谁啊？

你敢窃听京城皇上，那你肯定完蛋。薄是咎由自取。目前薄的处境是被中央纪委隔离审查，活不见人，死不见尸。

失去薄，也许是中国老百姓的一个悲剧！

所谓政治就是一场假面舞会，面具之后都有一张不同的真实的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