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特里西娅·珀尔甘在阿姆斯特丹的红灯区做了4年的妓女。她曾因购物癖欠下一大笔债，她的一个女友给她出了个主意，让她去当橱窗女郎。帕特里西娅当时的反应是，我永远也不会去这么做，但三周之后，她却真的站在那里了。如今，帕特里西娅写了一本介绍自己从业经历的书，书中说：“这种生活没有指导手册。”

当时，帕特里西娅面临破产，心里十分惊慌，她一心想自己解决问题。“那四年半里，人们常对我说，你必须得转变思想，把你的感觉留在家里，但我从来都做不到。做出这个决定时我的思想确实转变了，这是我后来才意识到的，感觉上也挺奇怪的，我本来不是那种跟谁都能上床的人，但看来我还是能那么去做的。”

代价高
虽然帕特里西娅对自己作出的决定并不后悔，但她最终付出的代价却是比她能想象得到的要大得多。她过着双重生活，很少有人知道她曾干过这一行，甚至她的家人也不知道。

在工作中，帕特里西娅低估了这种工作的风险，她说：“在红灯区，每分每秒你都得警惕，不然的话你可能会被弄死。”有次她险些被一个老顾客掐死，有谁愿意冒这样的风险？

“这就像玩俄罗斯轮盘赌，你只是希望有人能及时赶来，救你一命，没人愿意受所有这些屈辱，但同很多同行相比，我的经历可能算不上什么。”

她接着说：“你无法想象妓女的生活， 读不到有关的内容，也不存在指导手册。”人们对红灯区橱窗背后发生的事关注如此之少让她感到很难过。

在帕特里西娅看来，人们只想看到红灯区里浪漫的画面。她希望人们通过她的书《红灯区的橱窗后面》看到那里更加现实的一面。帕特里西娅相信，那里工作的女孩和女人中至少有80%是被迫从事这一职业的。

援助
一想到那些拿着“数百万政府资金”号称要帮助这些妇女摆脱卖淫生活的援助机构，帕特里西娅就变得很生气。她说，当她向他们提出请求时，他们甚至不能够提供一个让她负担得起的住处、一份救济金、一份工作或者心理帮助。

即使是那些本应该保证这些女人合法工作、不被迫卖淫的警察也靠不住。“作为一个女人，你看到警察刚和你的房东一起喝了咖啡，过一分钟又和你在一起。然后你还看到他们帮助商业公司组织红灯区游。你怎么能和他们建立起信任关系。他们到底站在那一边？”

“如果当局、福利机构和警方解决问题的根源的话，很多悲剧本可以避免。” 帕特里西娅说。

“试想你是一名18岁的匈牙利女孩。你陷入红灯区中，甚至不知道你身处哪个国家。你的嘴唇打满了肉毒杆菌，你的头发被染成金色，你穿着暴露的比基尼。你被迫每天16至18个小时为那些脏兮兮、满身臭汗的男人服务，做他们想要你做的任何事情，这样的姑娘连英语都不懂。 ”

“然而她却成功地在商会注上了册，护照上也敲上了移民局的印章，解决了租赁协议，开了银行账户并甚至在红灯区里找到了一间房间。这些都是怎么可能做到的？你告诉我...”

沉默之墙
帕特里西娅相信，根本的问题是这些组织没能齐心协力，他们更关心他们的预算而不是帮助这些妇女。她主张指派一个中央协调员来处理所有涉及卖淫的事务。这种方式能使卖淫和人口贩卖活动更快地被暴露。

此外，还应该有一个专门给这些妇女的收容中心，她们可以在那里喝杯咖啡、买避孕套并接受性病检查。再者，还需要有一个地方让她们在有需要的时候能得到真正的帮助。用帕特里西娅的话来说，这样 “建立在恐惧和不信任基础之上的妓女之间的非自愿的沉默之墙就能被推倒了。”

帕特里西娅·珀尔甘：《红灯区的橱窗后面》。Prometheus出版社